11月15日，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下陈村村主任赵永发了却了一桩夙愿。

　　那天，村里荒废了多年的黄帝庙，久违地热闹了一场。“修缮工程开工仪式”的红条幅下，站了一溜县、镇领导，村里一众老少在台下或坐或立。传说为黄帝埋骨所在地的桥山，在正北五六公里外绵延。

　　下陈村黄帝庙始建年代不详、几经重修，庙门、窗棂早已丢失，屋顶上冒出荒草。2005年当上村主任后，赵永发几乎每年都在为重修黄帝庙奔走，但高达百万元的修缮资金，对于下陈村的一百来户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直到今年，曲沃当地一家钢铁企业出资200万，“认领”了黄帝庙。11月15日，这座荒弃了三十多年的庙宇终于得以开工修缮。

　　所谓“认领”，在山西省级层面亦称“认养”，是在不改变古建筑所有权的前提下，认领人通过出资修缮获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并担负古建使用期间的养护责任。

　　2010年，在时任曲沃县文物局局长孙永和的推动下，曲沃率先在山西试行古建筑认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下陈村黄帝庙之前，曲沃已有9处古建被企业或个人“认领”。

　　有鉴于此，2017年4月，山西省文物局在全省推行文物建筑认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山西境内已有88处古建筑得到认养。今年10月29日，山西省文物局联合省工商联，在晋城高平举办了第四场认养推介会。

　　面对山西数以万计亟待修缮养护的基层古建，文物认领政策能否成功铺开、基层古建保护的困境是什么、问题解决的出路何在……在曲沃推行古建认领9年后，答案似乎也有了进一步的昭示。

　　“里面的草已经长到腰那么深了”

　　没人知道下陈村黄帝庙的始建年代。从镶嵌在大殿的碑刻来看，这座庙宇最早于明万历十九年重修，到清代又经历了几次修葺。

　　孙永和告诉新京报记者，据史料记载，大殿两旁原有娘娘庙、关帝庙，对面的戏台两边各立一座钟鼓楼，东西还各有三间厢房。但这些到1969年生的赵永发记事时，早已经不存了。

　　孙永和介绍，抗战期间，黄帝庙曾作为中共曲沃地下县委的粮库，新中国成立后，是村生产队的粮库和打麦场，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下称“县保”)。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庙宇空置，无人管护，就连献殿内侧的石柱础也被人盗走了。

　　曲沃地处山西中南部，县境南北长不过30公里，东西宽只15公里，遍布城乡的古建筑却有260多处。孙永和说，曲沃县长期以来是个“吃饭财政”，只能保运转、保吃饭、保工资，实在无力修缮大量像下陈村黄帝庙这样的古建。

　　孙永和介绍，中国文物保护修缮经费长期以来是“分级管理、分灶吃饭”，各级文物的保护经费主要由本级政府承担，这让山西两万多处市县保、未定级古建只能依靠基层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力管护。

　　孙永和担任文物局长期间，曾多次向上级单位争取修缮资金，“多哭的孩子多吃奶。”但由于山西省文物众多，即使是国保文物，国家划拨的资金也有限，诸多市县保能从上级争取到的财政补助更是杯水车薪。

　　孙永和说，过去，祠堂有家族打理，寺庙有居士照管，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古建多作为校舍、粮库、村委办公室使用，有的索性被改造成磨坊和菜场。改革开放后，这些古建受到的关注减少，只能靠政府一己之力承揽起保护职责。

　　基层古建因缺乏修缮资金，长年破败乃至消失，不只是曲沃一地面临的问题。

　　据山西省文物局的统计，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0余处，全国元代以前的建筑超过80%集中于此。11月18日，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坦承，山西5600多处市县保古建，只有约十分之一因有学校或大队入驻，还处于有人看护的状态，其余的若处在田间、山野，自然损毁甚至遭文物贩子偷盗的事情，时有发生。

　　25岁的魏力是一名古建筑爱好者，曾五次到山西寻访古建。几年来，他所造访的市县保大多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有些“里面的草已经长到腰那么深了”，甚至连腿都迈不进去。

　　摸索出的文物认领办法

　　十多年前，为了抢救没钱修缮的古建，孙永和曾张罗着在全县集了两次资。

　　2002年，曲沃县城贡院街拓宽改造，修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四牌楼位于街道正中，由于年久失修，协调会上，有人提出把它拆了。孙永和坚决反对：“它经过了多少风雨，日本人没把它烧了，国民党没给它炸了，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闹坏了，咱们成啥了?”

　　由于财政吃紧，和县领导商议后，孙永和决定在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中间发动捐款。从县委书记到基层职工，大家几十元数百元地捐，最终募集了16.5万。孙永和又找企业拉了七八万赞助，去省文物局“化缘”10万元。七拼八凑，终于将四牌楼保了下来。

　　2006年，用同样的办法，曲沃县文物局还加固了一座修建于宋代的砖塔，这座砖塔如今已由县保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正是这两次集资，让孙永和看到了文物保护领域民间所蕴藏的力量，他有了在曲沃推行古建认领的想法。

　　在他的力主下，县文物局起草了《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方法》(以下简称“办法”)，经省市两级文物局提议修改，最终于2010年10月在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上获全票通过。

　　根据《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办法》，所谓认领，是在不改变古建筑所有权的前提下，认领者可通过修缮、保护古建筑，获得古建筑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一次认领不超过30年。

　　研究文物法多年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人何戍中告诉新京报记者，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但古建认领或认养并不涉及文物所有权的变更，不违反现行法律。

　　如何确保文物认领后能得到妥善修缮，是“办法”的重中之重。

　　孙永和介绍，认领前，文物局要事先审查认领人的资质，包括社会信誉、经济能力等。认领协议签订后，他们会监督认领人与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合作，并在开工后派人进场监督，完工后还将比照设计方案验收。

　　“办法”推行后的两年内，曲沃有六处古建被认领修缮，总投资达2000万，相较于曲沃县财政每年仅十几万的文物保护经费，不啻一笔天文数字。

　　曲沃的探索很快起了“示范”效应。

　　孙永和回忆，2013年他离任以前，周边的运城、晋城、长治，甚至邻省河南都来取经。据中新网报道，2012年6月，山西省文物局召集全省市、县文物局长在曲沃召开了经验交流座谈会，实地参观了几个认领工程，与会者认为这种做法“具有很现实的引领意义，值得学习和借鉴”。

　　2014年，山西省启动《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的拟定，计划在全省推行古建认领。2017年3月，山西省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提出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出资修缮、认领认养文物。

　　今年1月，山西省发布《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和曲沃的认领办法不同，古建筑认养期限不超过20年。

　　古建新生

　　认领办法出台后，曲沃县史村镇西海村的龙王庙是最先被“救活”的古建之一。

　　西海村龙王庙位于县城东北十几公里外，初建于元代，屡毁屡建，现存建筑是在清道光年间重建的。

　　曲沃县文旅局文物股股长张庆奎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龙王庙曾被当作大队的粮库，后又被改造成小学校舍，本世纪初小学迁址后，就一直闲置。张庆奎回忆，大殿西边原本有个三清殿，文物贩子把柱础偷走后，整座殿都塌了。

　　2011年6月，曾为四牌楼捐过资的县工商联主席黄文生，联合另一位民营企业家，出资600万认领了龙王庙，并重新修缮。对这座有700多年历史的庙宇来说，距离上次重建，已经过去两百年了。让村人诧异的是，西道院的两棵柿子树原本濒死，开工后，竟又活了过来。

　　一张老照片显示，修缮前的龙王庙残破不堪，大殿殿门被拆卸下来，用砖糊得严严实实，殿前的八角池，围栏破损严重，院内长满青草。

　　而修缮后的龙王庙焕发新生。庙墙重新围立，破瓦更换，大殿恢复了原来的规制，檐檩、斗拱重新饰上彩绘，殿前的八角池得到修葺，院内青砖铺地。

　　2012年工程竣工后，除了原存建筑得到修缮外，龙王庙的山门、戏台也一并得到复原。平日里，村民喜欢来这儿跳舞锻炼，每年的二月二，周边村子的商户、村民会请上戏班子，一连唱上三天大戏，逢大年初一、十五，来上香祈福的人络绎不绝，认领人也会亲自或托人烧上一炷香。

　　“认领了，就有人操心它了，你不推行这个认领办法，谁操心了?一家一户各种各的地。”孙永和感叹。

　　同样有人操心的，还有曲村镇曲村的靳氏祠堂。

　　和龙王庙一样，上世纪90年代前，靳氏祠堂也被当作小学校舍，之后一直空置。因靠近镇中心，每逢集市，这里就成了“公共厕所”。

　　2014年12月，经村委会、镇政府协调，靳氏后人认领了祠堂。他们把占地460余平方米的祠堂修缮一新。认领代表靳云鹄说，每年正月、清明，很多靳氏后人会赶来这里祭祖。

　　除此以外，靳氏后人还把祠堂隔壁的一处院落改造成了博物馆，展出各种农具和族人收藏的文物。

　　11月22日，新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祠堂现存的北房、东西厢房被拾掇得干净整洁，北房檩、梁上的彩绘清晰可辨，神台上三尊祖先铜像用红布罩着。隔壁院落的东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犁、马鞍、锄头等农具，小楼二层被打造成“曲村乡村记忆小镇”，陈列了靳氏后人收集的木质建筑构件、旧家电、炊具。

　　现实困境

　　对于认养人来说，认养文物，靠的不仅仅是“情怀”，他们也希望能将修缮一新的古建利用起来，从中获得收益。对此，认领办法也在第二条明确，除了“保护、管理、维修”外，认领人还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用途方面，《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明确，认养古建不得作为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

　　66岁的南林交村人冯才，原本在当地经营一家铁厂，后因高耗能高污染被关停。文物认领政策出台后，冯才便认领了村里的龙泉寺。

　　在此之前，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寺院只剩下影壁、大殿和西厢房，大殿中的佛像早已不见踪影。冯才修缮恢复了大殿、东西厢房，立了新山门，还在寺外给先前在里头办公的单位盖了座二层小楼。

　　2013年夏天，就在冯才准备给大殿塑像时，一位村民拿来了一份1984年原文化部下发的《关于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教堂等古建筑不得从事宗教和迷信活动的通知》，这则《通知》要求，“今后凡已毁损无存的宗教塑像，文物部门不准重塑”。

　　没有佛像，2017年，冯才索性把寺门给锁了。11月21日，新京报记者看到，龙泉寺大殿正中只摆了张木桌，殿外的香炉被落叶覆盖，久无人打理的样子。

　　同样遭遇了政策冲突的，还有曲沃县西海村村民闫宝林。

　　2009年3月，闫宝林认养了村子附近破败的童儿庙。他重建插廊，整铺地砖，还专门从五台山请来泥塑匠人，前后花了几十万。

　　修缮完毕后，陆续有村民来庙里上香。靠卖香和功德箱里的香火钱，闫宝林每年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但是，前不久，童儿庙里的功德箱被撤了。

　　早在1982年，原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文化部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曾联合下发通知，凡由文物部门管理，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不得设立功德箱，不得出售宗教用品。现行的《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

　　由于没有取得《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闫宝林不能在庙内摆放功德箱、售卖高香。11月中旬，镇上来人检查，把闫宝林的功德箱和高香收走了。

　　闫宝林说，他此前并不知道摆功德箱、卖高香需要办证件，文物局也没有告知。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若要办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需要有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来源渠道合法的资金等条件。童儿庙显然不具备申请资格。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推介的全省292处待认养古建，大多数都是寺庙。面对冯才们的情况，孙永和认为，“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跟社会(力量)认领古建筑本身有矛盾。”在他看来，塑像和壁画是一座庙宇的文化魂脉所在，也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把塑像认为是一种宗教活动，是有问题的。

　　也有专家认为，在现行法律的情况下，认养人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文物局也应该尽到提醒义务，让认养人明确知晓不能放功德箱等情况，以免认养人受到经济损失。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指出，文物局应该在签订认养协议前尽到提醒义务，他说，自己曾多次作为专家受邀参与古建筑修缮，通常来说，修缮前业主方、文物部门、宗教部门会坐在一起讨论古建筑修复后的用途，能否继续作为宗教场所使用应在此时明确。

　　由于很多古建处于荒僻村野，周边旅游业态匮乏，难以开发旅游业，仅靠周边老百姓光顾，收益十分有限。曲沃被认领的古建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收门票。“收门票，老百姓就不去了。”曲沃县文旅局局长董昭辉无奈地说。

　　“现在几乎是纯爱心奉献，(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还真得想办法去破破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也犯难，一些方便接电水暖的古民居，尚可改造为服务场所，但数量巨大、原承载宗教功能、现为文物性质的宫观庙宇在认知转型和功能转换上非常困难，更容易让潜在的认养人望而止步。

　　近几年，曲沃古建认领的速度明显放缓了下来。2014年至今，曲沃只有三处古建被认领出去。而在山西全省，据不完全统计，也仅有88处古建筑得到认养。“省级推动近4年，目前认养的数量还是有限，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寻求破解之路。”赵曙光说。

　　古建不等人

　　业内也在思考“破局”的路径。

　　在政策方面，孙永和认为，一些与文物保护相冲突的政策，可以根据新情况、新形势做出相应调整。他希望，未来的文物保护相关法规能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当中，给他们创造便利条件，帮他们解决认领过程中的困难。

　　柳肃也认为，对于现存的政策冲突，未来的文物保护法可以适当做些修订，以保障认养的顺利推行。

　　在何戍中看来，古建认养的实践在国内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冲突碰撞难以避免。他建议，除认养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外，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想得更周全一些。

　　针对大量古建难以获得经济收益的情况，有专家认为，应关注文物的公益属性，而不是过分强调盈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陆建松历来主张，中国的文物保护应当依靠政府的顶层设计，而非一味呼吁民间力量介入。他以美国为例，美国博物馆数量巨大，绝大多数都为私人所有，这有赖于政府对捐款人及企业的减税措施。

　　相较于民间力量进行文物认养，陆建松更提倡成立文化遗产基金会，用减税或颁发荣誉吸收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再由国家交给专业的人去经营和养护。

　　类似的探索已经出现。201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主管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浙江省松阳县发起“拯救老屋行动”，后在多个省份推广。

　　山西也希望，能让国有资金更多地加入到文物保护中来。赵曙光介绍，现在的认领人多数是民营企业主，而在山西占据经济强势地位的国企并没有被动员起来。他计划明年和国资委“碰一碰”，挖掘国企资金的公益属性，“看怎么能够把文物保护这一块嵌入进去”。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多数受访专家和古建爱好者认为，在现行的文保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山西的古建认养，不失为基层文物保护的一种有益探索。

　　探索的同时，那些处在生死一线的古建并不等人。

　　《光明日报》报道，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2011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山西文物局网站的相关数据显示，其中山西登记消失文物达2588处。

　　不久前，曲沃县刚化解了一场古建被毁的险情。张庆奎介绍，某个村的村主任在竞选时向村民承诺给村里修路，上任后经费吃紧，准备把已被列为县保的村庙60万给卖了。幸亏被上级单位及时制止。

　　直到2013年调任晋国博物馆馆长前，孙永和还在想办法保护那些无人认领的古建。

　　他当过11年的县老干部局副局长，想到各村都有离退休的老干部，他便计划着发动老干部们看护古庙。他还筹划着在曲沃搞个文物保护基金，企业、老百姓的捐款随时都能汇到里头，细水长流。

　　(张惠兰)